二零一七年，中国足坛经历了深刻变革的一年。

年初，中国足球协会（足协）颁布了U23新政。此政策规定，中超联赛每场十八人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，且其中一人必须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年轻球员，为足球界注入新的活力。

三月，国家体育总局明确指出，“天价球员”是投资足球的商业行为所致，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，并将采取更严格的整肃措施。五月，为进一步限制高昂的引援费用，足协发布了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，并引入了引援调节费。规定每场比赛中，上场的U23国内球员人数必须与外籍球员人数相等，以此促进国内年轻球员的成长。

六月，杜兆才空降足协，成为钳制陈戌源的重要一环。他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，出任足协党委书记，分管足球项目。杜兆才的到来，标志着足协内部权力斗争的升级。

杜兆才在足协内部积极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杜门九虎”，分别担任要职。同时，他还从辽足招来一批教练，被称为“东北帮”。而陈戌源则招揽了自己的团队，包括秘书长、常务副秘书长等要员，被称为“上海帮”。两派势力在足协内部明争暗斗，导致公网传出两人分席而坐的传闻。

杜兆才在主抓足协工作时，为给“自己人”安插岗位，扩大了足协的编制数量。然而陈戌源在进入足协后力主“精兵简政”，试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他通过合并部门、调整分工等方式，重新组织了足协的架构。

在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三年的权力斗争中，两人各自为政，争斗不休。然而随着中国申办亚洲杯的希望落空，“陈杜”的声誉受到重创。此后在二零一九年的风波中，李铁事件爆发，两人的命运愈发紧密相连。

在个人生活方面，杜兆才虽年近六旬却容光焕发，但他却在公共场合以外形象暴露出贪婪、好色、迷信等负面行为。他在公共场合的办公室中挂有“天道酬勤”的字幅和八卦镜等物品，被官方公告直指其“迷信”。他还被曝出贪财、好色等罪行，最终因财色兼收而锒铛入狱。

回顾这一年，足协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反腐斗争。杜兆才的落马是足坛反腐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权力需要被正确使用和监督。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时，必须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否则容易迷失心智。只有如此，才能确保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。